日本失去的创新,正在被中国智能硬件补上
“世间万物皆在变化,这已是普遍认知。但无论是个人、产业还是国家,面对变化时往往都感到畏惧。”
在《失去的制造业:日本制造业的败北》一书中,日本半导体专家汤之上隆如此剖析日本制造业面临的创新困境。
三十年后,关于日本经济持续下滑的报道仍在出现,只是这次聚焦于更引人关注的节点。
根据IMF的预测,2026年日本GDP将被印度超越,从全球第四滑落至第五;日元持续贬值,7月一度逼近164兑1美元,创近40年新低,财政干预仅带来短暂回升;同时,最新企业数据显示,2026财年上半年(2026年4月至9月),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下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[1]。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为5373家,已连续5年同比增加。
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成为核心问题,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,一代代政客试图在经济学中创新创造奇迹。然而,创新并未在年迈的土壤中生根发芽。
本土创新能力的缺失,为中国智能硬件品牌进入日本市场打开了机会。近年来,中国智能硬件品牌在日本愈发受欢迎,安克创新便是其中的典型。据Anker Japan代表董事兼CEO猿渡步在媒体采访中透露,Anker在日本几乎所有产品类别中都取得了线上市场份额第一,并在公司成立13年后,销售额突破830亿日元。
安克创新在日本的成功并非个例:根据BCN Award数据,大疆与影石在“动作相机/全景相机”及“无人机”两大品类中连续多年占据销售榜首,合计拿下日本零售终端超80%的销量份额;Plaud Note在Makuake上线2个月内筹款即突破2.7亿日元,创下Makuake“商务办公工具”分类的历史最高纪录;而Rokid旗下的AI/AR眼镜项目累计筹款约6.36亿日元,刷新了Makuake平台成立13年以来的全品类最高筹款纪录,被日本媒体评为2026年上半年的“现象级AI硬件”。
面对一个以“挑剔”闻名的市场,中国品牌究竟做对了什么?
高市时代的日本:门槛更高,机会更大
“高市早苗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,”在2026年进入日本市场并取得一定成绩后,一名智能硬件从业者如此对霞光社戏称,在他看来,“日本需要创新,而这份创新最快的方式就是打开市场。”
2025年秋季,高市早苗就任第104届日本首相,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领导人。至今,任期已近一年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她就任初期的民调中,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一度高达63%-83%,在日本历届政府中十分罕见。
然而,在如此高支持率的情况下,高市早苗就职近一年来,却始终处于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内阁重组、外交风波、执政风格以及“早苗经济学”引发的争议,都让这位65岁的国家领导人异常忙碌。
经济层面,高市早苗接手的是一个焦虑不断累积的日本。尽管电车准点、便利店常亮,但人手不足已渗透到护理、IT、服务业的日常;日元持续走弱推高了进口能源与食品价格,物价连续52个月上涨,消费者对价值也变得空前敏感。此外,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创新动力不足,是日本经济危机下更深层的隐忧。
“高市政权”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诞生的。
2025年10月的施政演说中,她提出了“负责任的积极财政”与“危机管理投资”,即针对能源、粮食、健康医疗、经济安保等各类风险,官民携手进行前瞻性投资,并将“工资涨幅跑赢物价”设为必须兑现的目标。作为安倍晋三鹰派路线的坚定继承人,此前日元贬值带来的红利似乎不再可行——贬值意味着进口成本上升,将直接削弱家庭购买力,与“跑赢物价”的目标完全冲突。
要破解这一困局,日本经济需要新的活力,而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让更多创新型企业进入市场。
具体政策上,呈现出一种“宽严相济”的格局。
先说“严”。经济安保和经营资质的门槛同步提高。《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》持续加码,涉及网络安全、数据上云、敏感技术和大模型应用的产品,审查越来越严格。
《主动网络防御法》明确,国家可对攻击服务器实施防御性对抗,并强制相关设施上报网络攻击事件。同期修订的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修正案,增设课征金制度强化违法追责。
同时,众筹与本土销售被要求绑定“日本本土公司主体及本地银行账户”,海内外所有项目仅限法人提交,返品仅限日本国内……通过加速执行和强化合规,让原有制度基础从“可绕过”变成“难绕过”,从前靠跨境邮寄、灰色清关“薅一波就走”的卖家被全面清退。
GREEN FUNDING国际事业负责人Emily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,她认为这一变动,让长期想要深耕日本的品牌,更注重合规性,产品的表达也更贴合日本消费者。
“严”的结果显而易见,就是投机型玩家被政策与合规门槛挡住,灰色出海的成本被大幅抬高。愿意在日设立子公司、完善数据合规与售后体系的长线品牌,反而在更清朗、竞争更健康的环境里拿到了入场券。
再说“宽”,体现在政策红利和需求爆发上。日本政府加大了对AI落地应用和自动化升级的扶持。以人手极度紧缺的护理行业为例,2026年度预算案中列入了约200亿日元的机器人导入补贴,每家机构最高可获4000万日元,补贴强度接近导入成本的一半。凡是能回应“劳动力缺口”的智能化产品,都能同时享受政策补贴和市场需求的双重红利。
这套政策落地近一年,效果是双面的。
一方面,即便有补贴对冲,财政扩张依赖大规模发债,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仍是消费压力,输入型通胀的底色没有改变。但补贴确实在改写企业行为,餐饮、酒店、养老这些缺人缺到极限的行业,采购机器人、AI工具的意愿被政策催化,变成真金白银的订单。
而另一方面,对于想要“捞一把就走”的淘金者来说,入口变得更窄了。机会就在那里,“对号入座”的号码牌要自己寻找。
匠人精神,困住了日本创新
在制造业领域,日本拥有令人称道的骄傲。20世纪80年代,日本在半导体、电视及电子领域的“Japan as Number One”广为人知。
松下以“自来水哲学[2]”将耐用与稳定做到极致,索尼以Walkman和特丽珑电视开创了消费电子的黄金时代,丰田式的精益生产则被全球制造业奉为圭臬。这种深度钻研、严苛标准的思路,使日本在半导体设备、材料以及光学仪器等领域至今仍掌握话语权。
在“匠人精神”的加持下,日本本土品牌曾凭借极致的工艺与细节,在全球制造领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然而,成功本身也会成为负担。汤之上隆在分析日本制造业的“创新困境”时指出,经历过日本技术世界第一的人,有着强烈的成功自豪感,而这种自豪感恰恰阻碍了企业变革。日本制造的实力,主要来自硬件层面的技术进步;而熊彼特意义上的“创新”,指的是发明与市场的新结合。技术再领先,如果跟不上市场的变化,就会被甩在身后。
随着软件与生态时代的到来,匠人精神被高高抛起、翻转显现出另一面,即从前使日本制造登顶全球的助力,正成为其转身迟缓的阻碍与壁垒。
一个源自日本的商业和经济术语为“加拉帕戈斯化”,它借用了生物学家达尔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物种进化的观察:在相对孤立、封闭的环境中,事物会独自演化出极其高度“适应当地环境”的独特功能;然而一旦面临来自外部世界通用性强、成本低廉的全球标准化产品的冲击时,反而容易陷入被淘汰或边缘化的困境。
这个词最早用来形容日本手机:功能领先世界,却与全球通用标准脱节,最终被智能手机浪潮淘汰。如今,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智能家居领域。日本内阁府的一项调研显示,家中的IoT设备越多,用户需要下载的App也越多。用户不得不在多个App之间来回切换,这与智能家居本应带来的便利和高效背道而驰。
其实早在2011年,日本主要家居品牌就联合推出ECHONET Lite协议,核心设计目标是让空调、电表、传感器这类资源受限的设备也能低成本联网,实现不同设备间的互联互通。
但日本企业习惯将通信协议视为产品竞争的一部分。在实际落地中,厂商通过技术手段限制自己设备与“非本品牌”或“非合作名单内”设备的配对与连接,导致消费者的家居体验极其割裂。
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,加拉帕戈斯化让日本家电品牌失去了一部分用户,它们为什么不改?这仅仅是由厂商之间的竞争逻辑造成的吗?
答案是,除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,在日本品牌本身的决策中,改的代价也远比不改更大。
2026年7月,美国洛克韦尔自动化发布《智能制造报告2026》,调查全球制造业1560名领导者,在庞大的对比样本里,指出日本最大的瓶颈在于“人与组织”,而非单纯的技术局限。
日本目前最主流的软件开发方法仍是瀑布模型,也就是把开发过程分成若干阶段,按固定顺序推进,前一阶段完成后才进入下一阶段,像瀑布一样逐级向下。
这和日本企业传统的Ringi System[3]、层层审批在逻辑上高度契合,但在智能硬件、AI软件、AR眼镜、扫地机器人、人形机器人这些需快速试错、持续更新的领域,这种层级分明的科层制就会变成阻碍创新的劣势。
例如松下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周期长达18—24个月,而小米等企业借助敏捷开发模式把迭代压缩到2—4周。当产品竞争力越来越依赖软件更新频率时,瀑布模型的“慢”就不只是效率问题,而是竞争模式上的根本错配。
同样的困境,也表现在日本生成式AI的迟缓导入与发展。
罗克韦尔自动化日本分公司发布的《2026年智慧製造報告書》指出,日本企业生成AI和因果推论AI的投资已执行率高达70%,远超世界平均的55%。通过AI技术获得高投资回报的企业也达到41%,高于世界平均的32%。从账面数据看,日本企业在“愿意为AI花钱”这件事上处于全球前列。
问题出现在从花钱到用起来的转化环节。
即使有了资金支持,日本计划在7—11个月内导入AI的企业仅占22%,远低于世界平均的39%。而将导入计划推迟到1—2年后的比例却高达53%,是世界平均27%的近两倍。
一个以“谨慎”著称的体系,在面对需快速试错的新技术时,通常会选择先观望、再行动。
这套曾经让日本制造业傲居全球榜首的制度与文化,在软件驱动的新范式面前,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与不适应。轻软件、重硬件的判断,规避风险的制度设计,以及职业待遇的错配、教育人才供给不足等等,共同拖慢了日本创新的脚步。
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:2026年,日本数字厅政府AI平台“源内”上可用的AI模型,全部来自美国的Anthropic和亚马逊,日本国产大模型仍处于“评估试用阶段”。
当全球智能硬件的竞争逻辑从“硬件决定体验”转向“软件决定体验”,如果算力、数据与人才不能及时转化为可快速迭代的模型,如果硬件优先、层层审批、依赖外包的旧逻辑不变,日本仍能造出更精密的设备,却很难带来更聪明的体验。
这,才是日本创新“消失”的真正原因。
中国智能硬件赢得日本,靠的不只是便宜
相较于日本,中国在这一轮硬件浪潮中拥有天然优势,最核心的差异在于供应链与软硬协同能力的叠加。
得益于消费电子、通信设备、工业控制等广泛的制造积累,中国在电机、电池、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拥有完整的配套体系。在消费级AI硬件中,这些能力被平移,助力企业更快速地抓住时机,而速度优势是产品的重要竞争力之一。
追觅把自研高速数字马达与视觉越障算法结合,依托国内供应链,平均10个月就可以推出新一代产品。2025年扫地机器人出货量同比增长超100%,获Euromonitor“全球高端扫地机器人销量第一”认证。
Plaud将AI录音卡片做成“硬件制造+AI转写摘要”一体化产品,依托深圳地区“上午设计、下午打样、次日量产、一周出海”的密度,实现快速产品迭代与出海。
Rokid的AR交互眼镜与蓝思科技深度协同,在Makuake以6.36亿日元收官,刷新该平台13年全品类纪录,后高效交付出货。
三者表明,中国供应链的弹性与快速迭代,是产品畅销的根基。除此之外,这些产品的设计还有一个共同的趋势,即产品初期就把算法能力嵌入硬件的定义中,而非先硬件、后软件。先后顺序的不同,决定了产品体验的上限:外挂式AI在既有硬件上做加法,难免受制于物理边界。反过来,把算法需求前置到硬件设计中,物理约束从一开始就进入考量范围,使其不再是事后障碍,而是设计的前提。
不过,光有过硬的本领,也需要有展现的机遇,数据和研究报告并不能说服要求严苛的日本消费者。
十年前,“中国制造”在日本消费者心中还是低价劣质、设计粗糙的代名词。日本导演竹内亮在今年接受采访时指出,这种刻板印象“坚如磐石”,例如在汽车行业,日本很大一部分消费者仍然认为中国制造“便宜且土”。
转折来自多重变化。一方面,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,让价位成为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。另一边,年轻一代更聚焦产品品质和实用性,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也有了提升。在日本创作平台Note上,用户自发形成“#ThingsIWishIBuy”标签,平台对近两万篇帖子进行统计,梳理出2025年度最值得购买的数码品牌。其中,Anker排名第二,小米位列第四,绿联、华为、韶音、大疆等品牌纷纷上榜。
中国企业也稳稳接住这一波“流量”,依托供应链的弹性与规模效应,在维持合理售价的同时持续投入功能开发。
例如移动充电、智能手表、平板电视等日本智能设备领域,中国品牌凭借难以复制的性价比拿下了大部分用户。据counterpoint数据,华为智能手表平均售价仅227美元,约为苹果手表平均售价413美元的一半,小米Redmi Watch、Band同样性价比极高,税后不到5000日元。在日本ICT市场调查机构 MM总研发布的2025年度数据里,两个品牌份额分别列位第二、第三。
更加动摇刻板印象的,还是中国企业针对日本市场量身打造出的创新性产品。
一个典型案例是深圳卧安科技旗下的智能家居品牌SwitchBot。其首款产品是一枚单价仅19美元的智能开关机器人,用小型电机驱动机械臂,物理按压传统墙面开关,让用户通过手机远程控制家中已有的电器。
它切入日本消费者一个非常具体的痛点,“原状回復義務”[4]。简单来说就是在不破坏原有装修的前提下,让老房子以极低成本获得智能化能力。定价平实、功能切中真实需求,因此打开市场后迅速扩散。其在日本智能家居市场的份额达到28%,位居第一,母公司约60%的收入来自日本。
这款产品用极简的工程逻辑完成了日系家电巨头未覆盖的“后装智能化”需求,原因在于,日本传统家电企业走高附加值路线,与普通消费者“不想花大钱、不想动装修”的实际意愿之间留下了空白,SwitchBot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。
同样的本地化思维也体现在服务机器人领域。
在劳动力缺失、薪资水涨船高的大环境下,不少日本企业采用“机器人替代人工”的方式降本增效。
日本餐饮店以空间局促著称,擎朗智能为此专门开发了面向日本市场的窄机身送餐机器人,能在仅49厘米的通道中穿行,同时搭载日语语音系统、表情显示功能,提升顾客“被服务感”。
这些微创新看似只是尺寸和安装方式的调整,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,即中国品牌之所以能在日本市场生存、成长,做的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,而是基于对日本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深入理解,重新定义、大胆创新产品形态。
但要想在日本市场长期立足,产品层面的创新解决最初的方向,构建标准与生态则决定后续的步伐。
日本消费者对品质和售后服务的期待极高,本土品牌经过数十年经营积累起的渠道网络、维修体系和用户信任,是中国品牌短期内难以复制的资产。
而正如前文所述,相较于日企的“大象难腾挪”,中国品牌相较日本本土品牌的优势之一恰恰在于轻。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,没有需维护的旧产品线,也没有被本土市场经验所固化的路径依赖。这种轻让中国品牌可以更灵活地选择该接入什么标准、该进入什么渠道、该以什么节奏推进,免于同日本企业在转型时被拖住脚步。
在日本智能家居领域,品牌之间协议割裂、平台互不兼容长期困扰消费者。中国品牌便选择一条与其不同的路径,积极拥抱Matter这一国际通用标准[5]。
Aqara在日本市场投入Matter协议的推广,其Matter控制器支持超过50种设备类型,可与Apple Home、Google Home、Amazon Alexa等平台互联互通,用户只需用手机扫描专用QR码即可完成设置。Aqara某品牌经理在2025年接受《电波新闻》采访时表示:“Matter的登场意义重大,日本是极为重要的市场,我们也在考虑推出针对日本市场的专属产品”。
在渠道层面,中国品牌则显示了另一种“轻盈”:将Makuake、GREEN FUNDING等众筹平台作为品牌正式进入市场的敲门砖。
例如Rokid在Makuake众筹6.36亿日元,刷新平台13年历史总筹款记录。比数字更重要的是,众筹过程本身也在帮助品牌完成功能的“翻译”,团队以日本社交使用名片的习惯做切入,开发“Rokid card”功能,切入消费者如商务社交的真实场景。
众筹同时承担了市场验证和风险控制的功能:先测水温、沉淀种子用户,再决定量产规模。这种有缓冲的节奏既降低了库存风险,又为品牌积累了进入量贩店谈判时的筹码。
日本零售市场的结构与中国的电商主导模式截然不同,线下量贩店仍然是消费者购买电子产品的核心场景,尤其是新型智能产品,看得见,摸得着的试用体验,直接决定消费者对该品类的“初次印象”。
设立日本子公司、进驻本土量贩店、建立完善的售后体系,这些投入看似沉重且缓慢,却是在把众筹阶段积累的那点认知,转化成货架上的稳定位置。
与“挑剔”刻板印象所不同的是,日本消费者一旦建立信任,退货率极低且品牌忠诚度极高。GREEN FUNDING国际事业负责人Emily向霞光社分享:“如果第一次购买,品牌所有服务都做得很好,那么他会产生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消费行为。”
这份信任是靠线上线下每一次可触可感的体验慢慢攒出来的,背后是供应链的厚度、场景理解的细度、以及愿意在标准与渠道上做慢功夫的耐心。
当这些能力叠加在一起时,各个品牌